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通州人刘白羽有一种北京遗老遗少的派头，夏天穿一身白色丝绸，戴时髦的遮阳礼帽，手里摇一把白色折扇。开会讲话时一口京腔，情绪饱满，极富煽动性。他的讲话一般内容简练，不像周扬能一口气脱稿讲四个钟头。

《“天价律师费”绝不是工伤赔偿难的“对症药”》童小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对儿童取证，应结合孩子不同年龄段、不同情形判断用不同方式。有些性侵案中的孩子不到两岁，不可能用语言交流。“研究发现，9岁-12岁的孩子是性侵儿童案相对集中的年龄段。”但这个年龄段或再大点的孩子，可能遭遇这类事情后不愿说话，想让他说出来也很难。